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它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蒋介石未做回答，也未置可否。

　　已经超出预订时间了，胡适起身告辞。蒋介石亲自送他到接待室门口，两人才握手相别。尽管发生了雷震一案，但胡适并不愿和蒋介石公开决裂，仍打算与之“相忍为国”。

　　蒋政府这一次对雷震的下黑手，除了《自由中国》杂志外，还应该与雷震组建新党有关。

　　胡适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

　　胡适在宴会上演说时，曾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他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

　　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组建新党的三个骨干分子：《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

　　由于雷震案，不但《自由中国》很快停刊，雷震欲组建的新党也胎死腹中。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雷震案对胡适的打击是沉重的，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明知雷震是受自己的连累，明知雷震案是杀鸡给自己这个猴看，胡适却有苦而说不出来。想到雷震案就陷于深深地内疚而寝食难安，这已经让这个多病的人难以承受了，还要承受来自同仁的责备。很多同情雷震的人，都寄希望于胡适，或许他们过高估计胡适的能量了。不管胡适的名气有多大，在缺少约束的权力面前也只是“手无缚鸡之力”。

　　上一章谈到，1959至1960年间，胡适曾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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