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复生，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一气之下，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地官贴兑换，差点没把我气死。”
“啊？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
“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熊希龄一脸尴尬，“算了，现在都民国了，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
“秉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小婿年轻气盛，干事情不计后果，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
“那倒不用！”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
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实行年薪制。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及个别受重用的，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顶股制，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称银股，职员按其职务不同，称身股。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分号经理吃七厘、八厘或一股。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总体来说，总是身股多于银股。比如，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其中银股10股，人力股（身股的总和）占其余20股。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一般而言，分红在年终进行，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
山西票号发达，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主要由祁帮、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区分的标准，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地所在地，三县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不过这种分帮，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例如承汇一笔大款，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需要几家联合，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同享利润，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当时，和银行不一样的是，这种同业往来，往往少之又少。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与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
“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
“不仅如此，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收存官款没有利息，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地话，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地关键。
“不仅如此，那样一来，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原本票号经营，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票号在放款时，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不收抵押，但商场风云变幻，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再加没有抵押，票号损失会很大。因此放款时地客户信用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关系，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往往借不到，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
“哈哈，肥水不流外人田！”沈麒昌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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