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

　　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两，而加价为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郑昊详细地解释了秦时竹的疑惑。

　　“原来如此。”秦时竹等人恍然大悟，“那东北的盐税与世界各国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据南通张季老（曾任两淮盐政使）估算，我国食盐税率平均约为每百斤1．8两，合银元2．7元，为平均计算的制盐成本五倍还要多。而同期西欧各国地盐税较低，折合我国货币，约每百斤元至元，日本则为元。因此，我国平均盐税比外国要高出一倍左右。而这都只是名义税赋，不包括各种规费（各级官吏的勒索费用）和报效（盐商被强迫的政治摊派）。若是算上这些，恐怕平均盐税更高。”

　　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众人脸色都很好，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的心又猛地一沉。

　　“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杂税，有名之税，无名之税，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确数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的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地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

　　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昊总结道，“如此算来，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东北情况稍好，也在两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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