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用尖锐地语气评论道：“今革命虽云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对宋教仁的言行，秦时竹等人置之一笑而已，大选期间，政党相互攻讦实属常事，人民党和北疆方面被南方舆论攻击多时，也毫发未伤，秦时竹给张謇地电报说“此等政论。乃民主时期之常事，为煽动舆论之惯用手段，不必介意……宋钝初虽少年英锐，然锋芒太露，后必有挫……”

　　张謇、程德全都是浸淫官场数十年之老甲鱼，对此间情形，自然是心知肚明，凡事都能看开。也没有多少介意。

　　但宋教仁地上述言行却引起了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仇恨。北洋系统是在封建宗法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政论根本就不熟悉，还是沿袭封建*这一套，特别不允许批评政府，对于民主竞选更是丝毫不懂。冯国璋、段祺瑞等虽然出国留学。但学的都是军事，本人又崇尚实力政治，对于宋教仁这种政治家也是很厌恶。袁世凯在致张镇芳（袁世凯二哥的妻弟）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

　　北洋集团内部地评价是这样地：虽然秦时竹和人民党也要和北洋争夺天下。但人民党懂得圆滑、照顾面子，基本上和中央政府之间过得去，一般不会出现猛烈抨击的情形（为了控制舆论，秦时竹曾经给人民日报和华夏社下过指令，可以公开批评北疆政府，但尽量不要批评中央政府和外国势力，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况且宋教仁在攻击时连带着北疆一起骂进去，彼此间也有共同语言。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了，丝毫不留情面，公开攻击袁世凯独裁、*，这就引得整个北洋系统的不安。

　　袁世凯调兵南下，一方面是因为北疆国防军出兵外蒙，对他的军事实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他心里认为，秦时竹尽管有种种不如意。但在民族大义上还是不含糊的。倒是这个宋教仁一天到晚就知道攻击政府，挑起内乱。不得不预先派兵准备，以备万一。

　　考虑到冯国璋等人对于政治并不擅长，袁世凯还是招来了杨度，询问他有关大选的事宜。

　　从政治立场上说，杨度赞同袁世凯地中央集权和进行威权统治地，但这并不等于杨度无条件地赞同袁世凯地独裁*。恰恰相反，杨度对袁世凯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辞，经常予以冷嘲热讽。特别是对袁世凯几个手下地大将，如段祺瑞、段芝贵和冯国璋等人，杨度地牢骚就更多。在他看来，袁世凯之所以执迷不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些部下的无知和怂恿。

　　不得不承认，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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