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最高领导权，因此，他在表面上附和孙中山的意见，实际上却巴不得孙中山自我放逐，或者像功成名就的大佬一样放马南山，眼看这副样子，却有些焦急又有些不安。

　　进步党当中对宪法草案也有分歧，他们的着眼点倒不在于总统制或者内阁制上面，因为进步党只有六分之一弱地席位，无论是采取哪种方法，他们都不可能实现独立上台掌权，必须依附于某个具有压倒性优势地势力，在他们看来，经历了护国战争洗礼的人民党和秦时竹显然要比只会夸夸其谈地国民党更加高明，也更加有希望，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自治主义，进步党大部分都是原先清政府的地方议员，对地方事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和与他们意气相投的那部分士绅的利益，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实现地方分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倘若实现地方自治，地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对于中央的命令，合理的可以执行，不合理的可以视本地区实际需要加以变通或者拒绝执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清末地方督抚权力坐大的后遗症，若是没有这种背景，像当年李鸿章等人搞的“东南互保”根本就没有市场。进步党这批大士绅，在骨子里是希望维护中央的弱势和表面统一，他们生怕害怕强势中央将剥夺他们控制、压榨地方的能力和机会。进步党中以汤化龙为首的一派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还美其名曰要仿照美国的联邦精神，而以梁启超为一批的见过外国世面的精英，则大声疾呼中国有数千年之大一统格局，地方自治很容易蜕变成“军阀割据”、“藩镇之祸”，要求另一派不要从本位主义出发，而要更多地考虑长远和未来。有人戏称这是进步党内“本土派”和“留洋派”的颠倒分野，本土派接受大一统的熏陶最多，目下却成为地方自治的鼓吹者，留洋派见识过西方的种种分权和自治，却认为最契合中国实际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大一统格局，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议会所讨论的第三个议案是与议会实际工作相关的下设机构，根据提议，参众两院各自下设立法（主要负责一般性法案的起草、审议、修改、讨论等）、政务（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政府施政做出适当反应）、财经（包括工、农、副、牧、渔、林等各业，也包括税收、财政收支等方面）、社会（除各项民政工作还包括民族、宗教、医疗等事务）、文化（主要是负责教育事业）、监察（对议员代表资格进行审议、对政府官员和议员行为进行监督，必要时进行调查和弹劾）六大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必须由该院议员担任，其余由议会工作人员担任）和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一人，另有工作人员若干，秘书长须由该院选举，刚刚加入人民党并受命组建人民党直隶支部的孙洪伊被选举为参议院秘书长，国民党秘书长林森当选为众议院秘书长）作为议会常设机构，同时宣布，在某些情况下，议会可以成立临时性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小组等机构，比如这次的特别法庭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就属于此类，而且在职权和地位上，依据特别优于普通的原则，临时性机构还要超过常设机构（以正式宪法起草工作为例，原本应该是立法委员会的工作职责，但由于宪法起草特别重要，因此宪法起草委员会专门负责这一事务，立法委员会反而只能起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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