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勾心斗角表面却一团和气的关系没有丝毫好处，日置益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打马虎眼。这样，就首先坐实了秦时竹向朱尔典通报情况的真实性，再加上日置益本身对情况的了解。这种真实通过一种非直接沟通的渠道循环成为了三方的共识——神尾师团已在山东战场完蛋了。或许，三方对于这一事实地认识有偏差，中国方面也许会突出解决日本师团的威慑力，日本方面或许会强调神尾师团的精神和对敌造成的伤亡。英国方面也许会对下一步计划和怎么办的政策更具有倾向性。但无论怎样倾斜，都不能改变这个共识地基础。

　　一旦有一个真实的基础作为前提条件，中日双方之间的后续对话就更有暗示性和欺骗性——最难应付的人并不是总说假话地人，那太容易鉴别了，最难对付的是那些经常讲真话，偶然说那么一句假话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说假话！

　　其次，秦时竹虽然对日置益“转述”了朱尔典并没有“说过”的话语。但并不会导致穿帮。相反，如果日置益向朱尔典求证而后者断然否认的话，只能加重日本方面的疑心。设想一下，在三方互相角力、互不信任的前提下，无论甲、乙之间沟通了什么（哪怕没说），也会造成丙方的不安，生怕甲乙串通起来损害自己地利益。这既是信息不对称的威力，也是秦时竹借以威慑日本的基础。之所以将朱尔典和日置益分开起来召见。就是避免三方同聚现场的公开质证，这对于试图把水搅浑的秦时竹来说是不利的。

　　最后。秦时竹虽然对日置益“转述”了朱尔典并没有“说过”的话语，也并不表示朱尔典不会说这样的话，更不排除朱尔典将来说这个话地可能性，这才是进行战略欺骗地基础。英国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最忠实的信奉者，选择日本作为合作伙伴是为了压制德国而非对付中国，既然中国已经有实力扛住日本地冲击，想必中、德有关胶州湾协议也能得到充分的履行——既然已在目的上取得一致，甚至可以用更小的代价实现目标，为什么还要在手段上（拉拢日本）花费力气呢？退一步说，站在大英帝国立场上对最终目标进行评分的话，由英国占领是最优选择，由中国占领是次优选择，由日本占领是次差选择，由德国继续维持是最差选择。既然最优不可能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个道理秦时竹明白，朱尔典明白，想必日置益也明白——这更是进行战略欺骗的保证。

　　于是，这构成了秦总统与日置益第一轮对话的主线。

　　至于第二论对话的主线，则是秦时竹根据前世的政治经验和10余年来参与政治实践总结出来的结论——示强以强，示弱以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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