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是可有可无的，认为中国并没有潜在性危害，害怕打下去丧失与美国作战的本钱和军费……他们错了，我们如果连支那也打不赢，那什么去对抗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日本如果不抱有充分的实力和最大的警惕，只要这个庞然大物翻一个身就能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20多年前，为了对付清国的‘镇远’、‘定远’两艘巨舰，从陛下开始全体国民勒紧裤带用于海军建设，那个时候远比现在要困难，我们也咬牙坚持了过来，现在遇到一些挫折，海军反而畏缩了，岂不是有辱皇军的威名。海军忘了本，我们没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也咬紧牙关，让海军看看我们陆军地精神，让国民明白，他们每年耗费了巨大金钱地海军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只要打赢了这一战，不管海军的条件有多么苛刻，我们都能够获得国民地支持！”

　　经过参谋本部的紧急谋划，陆军以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为原则依据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随后，冈市之助以大本营的名义正式下达了满洲攻略的目标任务，要求在朝鲜和中国的4个师团在两个月内完成作战目标——或是拿下沈阳，或是拿下辽阳，在电文的最后，他写道，“一切都拜托诸位了。为了陛下、为了国民、为了日本！”

　　在陆军作战机器加速运转的时候，日本的外交机关也没有闲着，接着中日谈判的契机开始有关停战条件的“磋商”。外相加藤高明亲自出马，作为对华战略掩护的烟幕弹而释放出来，他起先表示：“中国的提议在原则上至为公允，有讨论的基础……”在接触了两天后又“坦率”地告知，“内阁方面对中国的条件大体上予以认可，但因为顾忌国民的感受，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公布出来的，只有悄悄地着手去做……”就连唯一对五相会议表示质疑的藏相也卖力地执行山本的指示，一方面他压迫国内工商界、经济界的人士，声色俱厉地批评道：“值此帝国危难之际，诸君当牢记忠君爱国之训示，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对于一切加剧市场动荡、加重经济混乱的举动要予以坚决制止。”，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表示：“支那的建议不是不能考虑，但总要考虑到国民的反应和承受能力，不可贸然答应。倘若有一个合适的国家作为中日冲突的调解者，事情或许有更大的转机。”又暗示这些大资本家向中国方面游说，并通过后者积极寻找在政治上的回应。

　　对于日本方面光说不做，或者说与做完全是两码事的情况，秦时竹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大本营召开的决策讨论会上，他指出：“日本一贯是没有信誉的民族，对于和约的达成与战争的结束，我们不能够将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偃旗息鼓上，侵略者总是不甘心失败的，对他们来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过程。对于国防军在山东的胜利，日本统治阶层内部有一定的反省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根深蒂固的对华蔑视决定了他们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转过弯来的。山本一方面同我们开展会谈，假意表示愿意就和平条件予以讨论，另一方面又没有实质性的示好表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召开决策讨论会，一方面是探讨时局的进展和我们的应对，另一方面也是听取各位对于下一阶段斗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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