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策表示欢迎，这有助于恢复远东的秩序与安定，更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和解。”

　　美国国务院或许对中日停火的决定感到尴尬，因为这意味着他不能再捞取好处了，但是美国从来不会公开表达不满，驻华公使发表了“谨慎乐观”的官样声明后就不知所踪……

　　这次谈判和20年前的春帆楼谈判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在战场上是完全处于下风的，虽然日本的媒体封锁了部分消息，但是前线的颓势是每个人都看得清楚的，因此，谈判也采取了别样的方式，双方谈判代表不直接接触，所有的原则意见，由英国人具体沟通后转达，所有的具体条款，则由中国赴日的特别代表和日本商谈。

　　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谈判方式，英国人对中日如此之深的介入都让人为之侧目，但在另一层含义上，也是中日政治家政治智慧的展示。中日两国的民族宿怨使得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完全是一种非武力的战争，在那样的场合，强硬，再强硬是主流，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原来估计中日哪怕和谈都谈不到一起，就是基于这个考虑，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了英国人居间协调，双方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谈条件，对于条件苛刻和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英国人就予以了封杀。

　　朱尔典就对日本要求恢复战前状态的提议嗤之以鼻，他说，“恢复战前状态，那么，中国辽东战场的那一片废墟应该由谁来付出代价？已经战死的将士该由谁来进行起死回生？中日现在最重要的是认清现实，而不是其他……”

　　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要求将关东州归还中国的要求他也予以了打回，理由更简单：“日本在战场上都不愿意让步的东西，不要指望它会在谈判桌上让步……”

　　因此，这样的谈判方式，果然称得上异常奇怪而特殊了，在东京，主持会议的是英国驻日大使，日本外相加藤高明亲自出席，在北京，主持会议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中国外长陆征祥亲自出席，谈判的基调到后来变演化成了一个，日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恢复和平，中国获得多少的收益才会放弃军事进攻。

　　加藤高明虽然是西园寺在内阁的代理人，但他同样拥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恢复和平乃至于付出一些代价对日本都是有利的。市场的公开反应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和谈消息传出后，日元的汇率和政府国债指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扬，基本上冲销了因为传出日本在战场居于不利局面后的三分之一跌幅，倘若中日真的能够摆脱战争泥潭，他和藏相都对后续发展持有乐观态度。

　　在幕后观察着山本一举一动的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则完全不是这个考虑，他们的期望是，内阁能够利用这个因素完成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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