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来源的地主，在城市中是以高利贷者为典型的寄生阶级——包括隐匿其中的当铺等行业。但是，制定一项政策不可能100%的人都能包括进去，现在的经济发展思路，就是要把经济搞活，要让深受土地束缚的地主和农民摆脱出来，成为新经济力量的创造者，有80%以上的得益者，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秦时竹等人民党主流派不同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左翼“平均地权、抑制资本”的观点。认为，尽管在封建经济形态下，地主的生活比农民优越得多，但如果从土地束缚性上来说，地主其实也和农民一样被土地统制得死死地。地主依赖于地产正如农民依赖于地产一样，地主和农民是利益直接冲突的对立面，遇到天灾*，地主便是首当其中被冲击着。人性的好恶固然占有很重要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没有空虚且可以任意填塞的人性，人性背后总是与具体的经济基础和利益链条相联系。你得到的便是我失去的，在这个思维模式下，再加上土地兼并的历史规律，两者的冲突是必然的。而地主阶层深受土地束缚的要害还在于，他们如果把土地转换成货币资本后因为环境对工商业发展的不利，特别是进口商品的冲击和官僚主义的过度索取实现不了平均利润率——这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源。

　　转换成工人与资本家阶层后，两者的对立虽然同样存在，但工业比农业有更大的延展性与发展空间，也有更多的弹性。毕竟，不依靠技术进步，不管气候如何优越，一块土地所能产出的东西总是有限的，但是工业却可以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大幅度增长，远远没有到生产过剩的时刻。换而言之，工人与资本家就蛋糕分配的冲突可以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缓和。

　　欧战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而且还获得了高速增长的空间，这样的机会对于民族工商业来说，更不啻于春天的雨露。即便在历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也出现了大发展，更何况在穿越威力后，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现在呢？

　　收回胶州湾、与日本大战辽东，除了民族主义的既定国策之外，还有展示国力的意味。只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对民族产业的保护与扶持，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实业发展洪流。在这个背景下搞“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只能是本末倒置——中国固然是一个分配很不平衡的国家，但首先是一个极端穷困落后的国家，若不是因为有穿越优势的北方实业撑着，中国随便哪个指标都不是列强的对手，但北方实业作为金字塔塔尖，需要越来越深厚的金字塔基础，这个基础便是竞争性的、技术和资金准入门槛低、发展见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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