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问题，只能摆出更大的实力，于是，蔡锷便成为其间的焦点。

　　按照四人商议的结果，蔡锷是要在逐鹿计划中独当一面的，自然不可能分心兼顾云南的事情。蔡锷也明确地表示，将云南托付给朱德，并进而进行军民分治，是自己乐见其成的。由此，众人便议定蔡锷以身体有病为由宣布辞职。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秦时竹等人是不会告诉蔡锷的——按照历史进程，蔡锷将于1916因为喉癌逝世。必须对这个进程进行扭转，否则蔡锷的历史只能戛然而止，如果直接告诉蔡锷，后者绝对不会相信，甚至还会怀疑秦时竹等人的用意。是故，这一节是绝对不能加以提示的，但好就好在，安排了因病辞职的由头。

　　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记者，也为了对其他关心政治的外国观察家有个交代，蔡锷住进了医院，而且接受了细致的检查。特别是，主持的还是一个洋大夫。蔡锷原本是抱着走过场的心思去的，哪里晓得，果真查出了毛病。他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认为是欺人之谈，但更换了好几个著名的医生检查，都是类似的结论，这一点他便不能表示怀疑了。

　　更何况，秦时竹等人已经早就将下一步行动都合盘托出，用不着带着阴谋论或者怀疑论的眼光去认定到底是否做了手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而是随后前来看望的某些人士，才让蔡锷知道了中间的林林总总，知道了政治的波澜诡谲。国民党方面，明显表达了蔡锷患病一节的怀疑，甚至有意无意地往中央解决西南的角度来揣测。若是以往，蔡锷对这种信息全然不会毫无想法的轻轻放过，但他现在这副模样，有着只能是厌恶与反感。

　　国家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在于有这样的人在。大总统说得对极了——有不少人，决定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不是事情的原本，而是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她们这个小团体或者个人的私利。蔡锷对这一点深感同意。所以，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很多时候，也往往会成为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幌子，特别是争论较多、是非复杂的当口。

　　蔡锷深以为然，在他这个位置上，他已经鲜明感受到了这一点。唐继尧、陆荣廷在辖区内搞得那一套，表面上说是反抗中央对地方的压制，其实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的威权压制本省区之上。一方面说中央歧视他们的部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按照国防军的样子进行后勤独立改造，不愿意接受人员流动和调遣——这样的事实除了用私心来解释，找不到更好、更恰当的理由。

　　而国民党明显表现出来的拉拢，也让蔡锷心生警惕——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固然是一片为国为民的心思，但在具体执政上，如果能够更有民主精神或许会有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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