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工具，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集团体系内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发展。工人获得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过消费还原为集团的自我市场，数百万的工人，几千万工人家属所形成的消费市场还是异常可观的，除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外，他们关于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房地产的提升，毕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产权归于集团外，其他规划好的公用设施和消费中心都是商业化的。与后世单纯企业办社会还有点不一样，多少考虑了商业运作与资产升值。

　　其实，工人新村对城市而言，相当于又形成了一个“租界”，但这个租界与原城区不是畸形寄生的关系，而是良性互动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较高的、具有示范效应、惠及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与方式，同时又没有外国租界中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至于贫富差距带来阶级压迫，在没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阶级对立在这个区域内并不是重点，更何况贫富差距本来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对此加以改造。

　　对工人新村的经营事实上如同对产业的经营一样，同样是个先投入后产出的过程，用秦时竹的话说，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从第三考的盛况来看，已经成功了，而且在向外传递。张謇的大生集团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开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设，周学熙、简家兄弟等一流资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纳入工人新村一体建设的要求。

　　也许，在秦时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设未尝不是一条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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