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让他降低了周围环境的感知力，也许是贡王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直难以自拔，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王府。

　　“这小子果然回来了。快，回去报告镇守使！我在这里继续盯着。”

　　在部队驻地得到确切消息的夏海强大喜过望，大叫道：“好小子，你终于回来了，看爷爷怎么送你们上路！”……

　　想解决蒙古问题地，不止秦时竹一家，袁世凯也很想有所作为。

　　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控制了内外蒙古。等于将北疆势力一分为二，有利于中央权威地发扬；另一方面老袁作为临时大总统，也需要在国内树立威望，解决蒙古问题，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解决外蒙问题地方法不外两种，一是在中国内部通过谈判或武力的方法解决，二是通过外交途径，与外蒙的后台沙俄交涉解决。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自应选择前者，这是中国的希望；可从实际情况考虑，又很难避免后者，这是沙俄的图谋。北京临时政府也曾尝试与库伦当局谈判解决“独立”问题。袁世凯上台不久，即两次致电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颁布地《蒙古待遇条例》等优待法令，既为安抚内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态。

　　袁世凯在出台这些发令的时候，预先征求了秦时竹的意见，秦见到电报后微微一笑，认为无济于事，自然也就不会出面反对。除此以外，北京政府还准备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谈，其中先行出发的兰逊（lanson）牧师等已在库伦多方活动，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改与中国政府协商。但库伦当局的上层人物多是长期受惠于沙俄的亲俄集团分子。自恃有沙俄撑腰，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对北京政府的呼吁和优待置之不理。哲布尊丹巴在给袁世凯的回电中竟称：“与其专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北京政府几乎无法和库伦活佛建立直接地联系，自然更谈不上和平协商解决问题了。

　　武力解决的路同样走不通。外蒙军事力量虽然不强，然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军事行动不易。更为窘迫的是，要对蒙古用兵，必须通过北疆势力的范围。袁世凯在心里掂量，首先秦时竹不会同意，即便同意，也不会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凯一向视军队为自己地命根子，用来控制国内局势都嫌不够，更何况平定边疆呢？因此对调动自己的北洋军出征不甚积极；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着与沙俄刺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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