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东南”。报纸说出了孙中山想为而不能为的事情，不仅国民党方面无所裨益，反而更遭人嫉恨。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人指责秦时竹闹军阀割据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甚至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但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苦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仍然立即主张兴师讨袁。黄兴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武力讨袁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

　　黄兴的态度总算是退了一步，从不同意到同意稍缓，由于各省掌握兵权地将领多数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这次会议地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同时达成统一意见，派人和北疆秦时竹联系。

　　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于4月28、29、30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统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乃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熄甲兵，独夫何能为？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也……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他天真地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

　　5月1日，国民党北上联络秦时竹的特使也到了沈阳，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徐世昌也相继赶到了沈阳。三方力量地大角逐，即将拉开。

　　三方虽然都派人前来北疆打探情况。联络感情，但来地借口和目的都不尽相同。徐世昌是代表袁世凯来地，但他公开的身份却是为了编修清史而寻访清之故都；梁启超半是代表袁世凯，半是代表三党合作的来地，但借口却是联络党派感情，为国会的正常运作出谋划策。国民党方面则是秘密派遣代表前来，此人是李烈钧的心腹，一贯经手北疆和江西之间的军火交易。

　　诚如秦时竹所说，国民党高层虽然明确了要联络北疆的方针，但真正能和北疆、秦时竹说得上话地没有几个，特别是几个极力主张用兵的激进派，更是没有交情。他们平日里经常攻击秦时竹闹割据，是军阀，事到临头，居然要去联系军阀，无论在舆论上还是感情上都难以接受。至于陈其美，更是心里有鬼，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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