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焦头烂额，非逼迫对方让步不可；另一方面也是着眼于增加中央控制权的大局。清代中央政府逐渐对地方失去控制，主要原因在于在财政上失去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不但中央财政要仰仗地方解款输送。而且各项赔款、借款都要由地方分担，在这个前提下。地方当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分润本地的海关收入。几乎每个海关关余的六成到七成都是被地方截流的，南方各省尤其严重。总税务司将海关关税全部纳入汇丰后，固然是掌握了中国的关税大权，但在另一方面也为中央政府收归税收统一大权创造了机会。秦时竹在私下里和唐绍仪说道：“虽然英国人把我们的关税全收了去，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不得不感谢英国人，正是他们把钱收走后防止了地方滥用关税。你想想，倘若冯国璋、朱瑞有动用本省关余地权利，他们的军队该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起来？中央解决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不用军事手段，单纯和地方扯皮就够中央忙乎几年的……总税务司把各地的钱全收上来了，很好！免得中央一家家去收嘛……所以说安格联在这件事上是‘有功的’，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虽然不是他自愿地！”

　　因此，中英关于海关关税地控制权问题还是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的，在双方各退一步后，有关协议又达成了。中国做出地退让是：“中国政府废除已设海关方圆50里地内的常关(即内陆征税机构)，将其征税权力一体纳入于当地海关；中国政府承认，今后倘若自行开放商埠、设立海关，则一体纳入总税务司监管范围……”，而总税务司则发表声明：“鉴于中国政局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一切国际条约和义务的庄重承诺，本总税务司即日起即将海关关税剩余部分存入中国中央银行，由中国政府财政部支配；总税务司同时承认自1911年以来各地海关人员的变更。”次日，安格联发表声明：“……为充实海关力量，总税务司决定举行海关特别文官考试。”双方同时一致声明：“双方承认，中国政府及其相应机构对海关缉私负有义务，总税务司对于缉私工作负有领导和监察之责。”

　　当然，海关关税控制权只是中英在关税问题上对立的冰山一角，更为要害和致命的则是关税税率制定问题。自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并签订《江宁条约》后，中国关税主权开始遭受侵夺：其一，从订约的内容来看，自通商五口税则订定之后，中国不得自定征税则例，实际上海关进口税由洋人说了算，一直保持逢百抽五；其二，进口货之内地通过税，受“不得过某分”的限制，只准值百抽，而国货所需要缴纳的厘金大大高过此数，实际上是对国货予以歧视性待遇；其三，由于银价跌落，而关税税则多年不得更改，真实关税连5％都不到，只有2％－3％左右，在大量廉价国外工业品的倾销下，国货奄奄一息。

　　就这样，从1858年订定的旧税则一直施行到1901年缔结《辛丑条约》为止，前后44年未曾修改一次，中国关税权力丧失殆尽。在此44年间，清政府也曾两次要求修改，都因国力孱弱而无结果，中国日益成为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直到《辛丑条约》签定时，为筹议赔款，洋大人们方“恩准”清政府要求加税的要求，但即便这样，也不容许对税率加以变更，只说将值百抽五的税则增加“切实”二字，自民国政府成立以来，虽然一直也有更改税则的建议，但列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阻力最多的就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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