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实业瞬间就可以掐掉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航运、金融等等供应，让你不得不低下头来服从。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铁路建设作为国策建设固然重要，也要服从逐鹿行动的整体安排……

　　但是，更多层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释的，解释得太多，不但会将逐鹿行动的情况透露的太多，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战略麻烦——英法可不会同意中国一方面出售武器给俄国，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国的主意。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用别的缘由加以掩饰。

　　固然，大的战略行动是无法掩饰的，但可以加以伪装，毕竟，兴修这几条铁路是既定国策，也写入了总统国情咨文，因此，秦时竹略加思考之后便道。

　　“两位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也毋庸讳言，但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秦时竹决定给内阁上一次课，“建设是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资源掌控和动员能力，这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从古至今，中国的行政统治，一般只抵达到县一级，县级以下，都是依托乡绅和家族展开，表面上看，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精干的官僚体制，但在实际上，动员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为县级并不掌握紧急事态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远的的不说，但说长毛初起之时，地方应对失措，最后只能通过团练来应付。”

　　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应对，是中国传统政权统治的典型——庞大的统治金字塔，将行政力量集中在了县甚至县级以上，到处都是官僚，但真正干事的很少。一个决策，从中央制定之后，要经过省、道、府、厅一系列叠床架屋的机构传递，然后才能到县级，所有的事情都落实到了县级，但县级本身却缺乏足够的行政运作机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是政、军、财、法、学，到了县里，就是县太爷一个人对付，使得他必须依靠当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辅助。运作顺畅之时，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运作的效率，当地获得了行政资源，但大多数时候运作是不顺畅的，当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局限于家乡，对于家乡以外的变故，极少愿意投入资源，这就恰恰印证了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各地不是将力量结合起来予以弹压，反而试图巩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结果被农民起义的浪潮给个个击破。

　　因此，在秦时竹的执政理念中，一直对政府动员能力有偏执狂一般的热衷，他一方面大力削减省、县之间的重叠机构，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县级行政力量，甚至已经进行试点，在诸如辽阳这样的现代城市将行政推进到乡镇一级。只有从上到下的层层动员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实现国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时期那样的极端恶劣情况——同样是国家海军组成部分，北洋水师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师还在一旁看风景。

　　每一个铁路建设员工，每一个国防军的将士，都是动员体制下的螺丝钉，只有越来越多人见识过场面，经历过动员，才能在紧急状态下成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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