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有其余利益交易，受损失最大的只能是英法，这是总税务司不愿意看见的。

　　在朱尔典为承德斡旋后，总税务司和东北方面也实现了谅解，东北方面承认总税务司对于东北境内的海关拥有统一领导权，而总税务司则承认东北方面对于关余有自由支配权。可不必存入汇丰银行。由于东北是货物进出口要地，再加上秦时竹很早就废除了很多苛税和厘金，东北的进出口贸易额不但没有因战争而受到影响，反而加速上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成本较低，分流了天津等地的关税而导致）。北疆政府之所以日子比较好过，不仅因为有北方实业这个造血机器，几处海关的控制权也是裨益甚多。

　　但自秦时竹当选总统入主中央政权后，关于海关控制权又成为中英交恶地关键点。以安格联为代表的总税务司和以朱尔典为代表的公使团不肯放弃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特权。借口清政府既然已经允诺而且中国新政府业已表明“维持和遵守一切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态度，袁世凯政府在和各国接洽“善后大借款”的草案中也有类似提议，那么中国新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总税务司拥有前述权力。而中国方面则认为，这种要求无论从法理还是道义上说都是说不通的，中国和各国之间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事项的文本依据，而且清廷当时做出地决定是风雨飘摇中的紧急行为，根本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正式态度。现在大局稳定，自然应该恢复到以前正常时期的局面。唐绍仪在和朱尔典接洽的过程中强硬地表示：“海关征税权利为我国既有之主权。绝不会拱手让与他国，安格联虽系外员，却是为中国政府服务之官员，若其固执己见，则中国政府必欲去其而快。中国人、美国人乃至德国人都可以担任这一职务……”

　　朱尔典当然明白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唐绍仪明着是指责安格联的不是，但没有一句话不是在指责他朱尔典的。若是搁在以往，不要说商谈。就是中国政府敢于说出这种话语都是不可想象地，但时代不同了，朱尔典无法再继续对抗。秦时竹在东北已有这样的“先例”，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比如，可以在崇明岛上设立一个海关，让流经上海、江浙海关的货物从那里登记出入口，成为事实上的主要海关。虽然洋员控制了海关的大权，但大部分在海关工作地基层人员都是中国人充当的。难保他们不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为中国政府效劳。更何况，这是个“无法无天”的总统，如果他派兵接收海关关权英国又能怎么样？派遣军队来进攻么？可大英帝国现在分身乏术啊！

　　当然，唐绍仪选择在此时发难，也有更深层次地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机问题，吃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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